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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何伟将任教于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中国就像一块奇石

时间:2019-09-07 20:07 来源: 作者: admin 点击:

  据学人君了解,作家何伟将于2019年秋季任教于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并开设英文写作与人文社科类课程。

  2019年秋季,出版过《消失中的江城:一位西方作家在长江古城探索中国》《甲骨文:流离时空里的新生中国》和《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的当代中国三部曲的作者,获得过罗德学者、麦克阿瑟奖、美国桐山环太平洋图书奖,并入选美国国家图书奖的《纽约客》杂志新闻学家与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博士将加盟匹兹堡学院为同学们开设英文写作与人文社科类课程。

  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是由四川大学与美国匹兹堡大学合作成立的中外联合学院,2015年9月正式开学。据官网介绍,2019年匹兹堡学院在国内招生200名,包括工业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报考学生需参加高考,必须在当地一本线元/年。

  匹兹堡学院教学区位于四川大学江安校区文楼四区二楼。虽然该学院各专业偏于理工科,但官方宣称亦将致力于“全人发展”的教育理念,高度重视学生的英文学术写作与人文社科类知识的摄取。除何伟将加入匹兹堡学院外,曾在哈佛、布朗与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目前任职耶鲁大学法学院的Emily ODell博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影剧学院的 Areum Jeong 博士也将加入匹兹堡学院。

  作为一个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重庆涪陵教过两年书的美国作家,何伟是怎么看待他的四川缘分?近日,华西都市报记者也邮件专访到这位目前正定居埃及的美国作家何伟。

  何伟:我当时在川师校园里接受培训。在那里我学汉语,学一些有关教学的东西,比如怎么列教学计划,或者怎么去管理好一个课堂。除此之外,我们还学习一些跨文化课题,比如了解一些中国的习俗,以便更好地在一个小城市独立生活,做好准备。我的中文名字“何伟”,正是我在川师的培训第一天,一个教我们的一个中国老师给我取的。那是一段令我非常享受的时光。

  华西都市报:那次培训让你对成都有怎样的印象?自1996年到现在,成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后来你回到过成都吗?

  何伟:1996年我在川师培训的时候,川师的校址还算是成都的郊区。校门外就正对着农田。我常常在那些田间小道上跑步。这种场景,现在已经难以想象了。2011年的春天,就在我离开中国前往埃及居住、写作之前,我回到成都做了一个短程旅行。虽然只在成都停留2天,但是感觉很好。整个城市变化很大,我都认不出来了。我一直都喜欢四川人,因为他们性格随和友好,很有幽默感。对自己的四川人身份,有很强的自我认同感。这种自我认同感,在中国其他地方是较为少见的。我至今仍有一种错觉,觉得涪陵如今还在四川。

  乡村的孩子们发现自己身处一位老外的车里时的表情(何伟 摄)华西都市报:看报道说,你不光会说中国话,还会讲四川方言?

  何伟:我能说一些简单的四川话,使用基本的方言词语,比如“啥子”、“要得”、“好多钱”、“瓜娃子”等等。我还学着发一些翘舌音比如sh或ch,努力学会当地口音,以便自己能被当地人听懂。我非常喜欢四川话的发,跟四川人的性格很符合。我感到很幸运,当我开始在中国生活,是从四川开始的。我从来不是从大的国家概念去跟当地人打交道,而是从具体的某一个地点的意义去感受当地人的生活。比如说,涪陵和四川,对我的意义从来就不仅仅是中国的某个地方,更是我生活过的家园。

  华西都市报:在你写的关于中国的报道中,经常看到四川元素。对你来说,与你到过的中国其他地方相比,四川算不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它给你的独特印象是什么?

  何伟:四川对我很特别,是因为它有如此独特而强烈的自身特性。对我来说,一提到四川,脑海里马上有强烈的特色印象,这是中国其他省份少见的。我很敬佩四川人的坚强性格。他们不爱抱怨。遇到一些大的灾难比如地震,总是很好地应对。我想,深厚的幽默感对他们帮助很大。所以,我喜欢四川人。

  华西都市报:在你关于中国的叙述中,虽然也有关于中国名人的文章,比如电影导演姜文,篮球明星姚明。但最多的是中国普通人。在对普通人的故事讲述中,也不是那种特别极端的案例,而是那些经历比较常见,平凡中见动荡的故事。普通的、常见的年轻人的平凡故事,为什么能如此吸引你写作的灵感?

  何伟:有很多原因。首先,我的中国生活,是从重庆涪陵开始的。当时涪陵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小城市,我在那里教的学生和朋友,都是来自乡下。虽然他们的家庭经济条件都不太好,自己所处也不是大地方。但他们都很聪慧。我在涪陵教的一个学生,我在深圳跟她交流,我们一起度过很多时光。而这种共处的时光,显然是一个像姚明这样的名人不能给我的。当然,选择写普通人,意味着我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在上面。

  华西都市报:目前在中国,写中国的外国作者中,你是很受认可的。当了解到你的作品有一批忠实的中国读者,尤其是当你知道中国读者对你的作品的理解其实很深刻的时候,你有怎样的感受?

  何伟:一个作者所研究的异国故事,这个国家的读者能看到这份研究成果,这是非常好的。可以让一个作者对自己的写作更有负责心。但坦白承认,我在写的时候,脑子里并没有预设中国人会读。所以,得知中国的很多年轻读者对我讲述中国故事的作品感兴趣,这让我有意外之喜。这份肯定,对我来说,是很重大的肯定。

  何伟:我们计划在埃及生活5年或6年。现在我们已经在这儿生活两年半了。打算在埃及之后,再回到中国居住,我个人倾向于来成都或重庆居住。我的妻子和我,都想要再写关于中国的故事。而且也想我们的女儿能学中文。“中国就像一块奇石”(《外滩画报》2014年6月)B=《外滩画报》;H=何伟(Peter Hessler)

  B:你在《奇石》的扉页上写到将这本书题献给约翰·迈克菲(John McAfee),后记中也提到你把文章发给他看。他跟《奇石》,跟你的写作、你的生活有什么联系?

  H:约翰·迈克菲可能是美国最受尊敬的非虚构类作家。从 1960 年代开始,他就为《纽约客》撰稿,同时也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我读大学一年级时,他是我的老师。我升上三年级时,他也是第一个鼓励我写纪实作品的人。我参加“和平队”来到中国后,他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建议我写一本关于涪陵的书。如果没有他的鼓励,我就不会写出《江城》。后来,我在写给他的一封邮件中讲了自己在广州吃老鼠的事情,他把这封信转给了《纽约客》的编辑,他们发表了这篇文章。从那以后,我才开始为杂志撰稿。

  B:出版社在介绍这本书时说,出版《奇石》时,你将这 24 篇文章打乱顺序重新排列,而不是按照时间排序,原因是什么?

  H:如果按时间顺序排列的话,504508王中王资料,所有关于中国的故事会集中在开头,其他地方的故事则会集中在结尾。但我想把它们混合在一起,因为它们之间经常会产生出人意料的关联。我觉得大卫·斯平德勒(石彬伦)和拉杰夫·戈雅之间,有一些相似的部分,三峡的城镇和美国铀带的城镇间也有类似之处,我希望读者能意识到这些关系。还有个原因,我的写作一直在成长,我不想所有成熟的故事都集中在书的最后!

  H:中文版《奇石》中,我放了一些《甲骨文》的内容进去,这些在美国版中是没有的。我想让中国读者读到陈梦家(新月派诗人,考古学家,甲骨文专家,1966 年自杀身亡)的故事。《甲骨文》没有在大陆出版,但陈梦家的故事很重要,而且富有悲剧色彩。他是一个伟大的学者和诗人,理应比现在更有名。我希望一些年轻的中国记者或学者能研究他的故事。我的调查只触及表面,我知道在中国,有些人可以比我做得更好。

  B:在写这些专栏的时候,每一篇的选题是由你自己决定还是跟《纽约客》的编辑商量以后确定的?你们关心的话题和重点相似吗?

  H:大部分时间我自己选择题材,《纽约客》很少给出建议。姚明的特写是出自他们的建议。此外,有段时间杂志还希望我写一篇有关中国政治代际更替的长特写。我真的不想写这个,我甚至都不能跟这些人说上话!但我想,如果我到北戴河,和一般人聊聊天,有些故事可能会出现。事实的确如此。

  H:早些年,跟《纽约客》的编辑们交流常常很困难。我离他们很远,杂志也不适应与长驻国外的记者沟通。《纽约客》并没有海外分社,它的作者们大都定居美国,以出差的形式到国外调查。我对待中国的方式也与大多数外国记者不同。居住在中国这段时间里,我收集到的信息通常都很分散,那些故事大都关于个体和他们的个性。我尝试寻找方法去诉说这些(分散的)故事,因此调查往往会花费大量时间,而这些很难在计划中解释清楚。所以在早期,我跟编辑的沟通有些障碍,很多故事也被搁置下来。不过,(因为时间)它们变得更加成熟,我和编辑也学会了相互理解。

  B:当你还是新手时就给《纽约客》这样有影响力的杂志写报道,对你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有影响吗?

  H:我的写作始于“和平队”时期,在涪陵,独自一人,难以想象的孤立。当我写《江城》时,从没读过任何外国记者写的中国,没在大学学习过有关中国的课程,也没见过研究中国的学者,除了“和平队”计划的负责人。那时我只在中国生活了两年,现在想来真是放肆。不过这也意味着我自己发展出了一种风格。写《奇石》中的一些文章时,我还没开始为《纽约客》撰稿。《野味》和《桥上风景》都是我短途旅行后写的两封信。我从《纽约客》学到的主要是需要更小心地调查。他们有非常细致的事实检查制度,所以我学会更仔细地了解我所记录的事情,并取得采访对象的联系方式。

  B:怎么样能让遇到的人跟你推心置腹,你笔下的有些人实际上跟你只有一面之缘。

  H:这并没有那么复杂。如果你直接一点,事情就会更简单。我总是告诉别人“我是记者”,他们也都会告诉我名字和电话。电话很重要,《纽约客》的事实调查员会打电话给他们查证。我在涪陵时,会花很多时间跟随便什么人聊天。我学会了如何让聊天对象感到更放松。

  B:你说你意识到他们(中国人)有时会以对待外国人的方式跟你说话。这影响到你跟他们相处的方式,以及你写作的方式吗?

  H:只要我是外国人,总会对故事产生一些影响。中国人在面对外国人时,往往会有与平时不太一样的反应,尤其是那些不太常接触到外国人的中国人。有时他们与我谈话的愿望很强烈,或许会告诉我一些不会跟他们同胞说的事情。这有利有弊。但对我来说,最主要的是我使用第一人称写作,在场景中建构起自己,这样读者就会知道,这些是人们对“我”的回应。在《海滩峰会》中,故事的核心是当地警方和疗养院的人如何对待我这个外国人。如果我像一个美国报社记者一样用第三人称写作,我就无法捕捉到那些(人们的反应)。

  B:你觉得就纪实性报道而言,作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表达观点和立场?你在写作的时候会考虑阅读对象吗?

  H:我在写一个故事时,并不会考虑到下周出刊的杂志。我只感觉这是某种我想要坚持下去的事情,希望自己在写一个读者在多年后仍然可以阅读的故事。有时甚至会产生一种历史感。三峡大坝合围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关于这个事件的报道中,我写了自己看到江水在巫山慢慢上升的过程。我曾住在这里,四处游历。我关心这个地方,为它的改变感到难过,所以我想记录正发生的事情。很多年后,人们可能会通过这些(报道)来研究我们那时所处的时代。我还写过一篇奥运会的故事。这是中国一个特殊的时刻,与中国摔跤手的父亲一起坐在看台上的经历对我而言也很特别,我想记录这些感觉。这正是我喜欢写中国和埃及的原因之一,这些地方就在我们眼前建构起来,对作家而言是奇妙的经历。

  B:在那篇与这本书同名的文章《奇石》中,你提到了自己参加“和平队”的经历,把它想成是一个“逆向的避难所,变成了唯一的教会美国人抛掉国民性格的政府机构,骄傲、抱负、缺乏耐心、控制的本能、积累的欲望、传道的冲动——这一切统统被抛在了脑后。”你觉得在涪陵生活的经历改变了一些你身为美国人的国民性格吗?

  H:在我所受的教育中,参加“和平队”是最重要的经验。我真正的写作生涯开始于“和平队”结束以后并非偶然。这段经历迫使我成长,成为了能忍受不适、孤独和沮丧感的成年人。最重要的是,它迫使我学会理解其他观点,我变得更加灵活,你也可以说成是“务实”。我还变得更加开放,学会对我一直习以为常的事提出质疑。

  B:《奇石》中,你讲到了自己在国道上被“碰瓷”的经历:你和同伴被“奇石”的广告吸引,进了路边的商店,却被设计“不小心”碰碎了一艘绿色玉石帆船,店家则借机敲诈。这是你到中国的第几年发生的事?以后还经历过类似的事吗?

  H:那时我已经在中国生活了超过五年,相当长的时间了。自那之后我再没遇到过类似的事。我在中国并没有太多犯罪和诈骗的烦恼,唯一被抢劫是在丹东。我在一篇关于“和小偷一起醒来”的故事中写到了这件事。我没有在中国被偷过皮夹,但在埃及被偷过好几次,这里也有更多的诈骗。77878世外桃源藏宝图

  B:《奇石》的结尾很有意思,你写到“中国是一个充满教训的国家,我们大家现在还得天天学习”,似乎你在中国的生活一直在接受新的教训?

  H:我一直很喜欢了解中国,因为我可以不断学到新的东西。直到我离开(中国)时仍然如此。这也是我不一直住在美国的原因,我喜欢接受挑战,它迫使你学习。过程虽然很艰难,但这样的人生更丰富有趣。我相信在埃及的生活也是如此。

  H:我和妻子都想要了解不同的世界。这个地方必须符合几个条件:我们在这里可以学习一门丰富的语言;它有强烈的历史感,也有有趣的时事;它必须足够重要,我们可以靠写发生在那里的事情谋生。这些要素中国和埃及都有。现在,我们正在学习阿拉伯语,已经可以和当地人进行良好的沟通。我喜欢考古,做了很多考古学方面的调查。当然我也紧跟时事。我打算写一本书,它结合了考古学与时事,有点像《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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